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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星的光環下》

在土星的光環下 ─ 紀念蘇珊.桑塔格 作者 : 貝嶺(發表時間:4/6/2007) 1926年12月31日,流亡中的俄羅斯女詩人茨維塔耶娃在她寄居的巴黎近郊貝爾德爾寓所,給剛剛過世的詩人里爾克寫下了最後的一封信,一封他永遠也收不到的悼亡信,信是這樣開始的:「這一年是以你的去世作為結束嗎?是結束?是開端!你自身便是最新的一年。(親愛的,我知道,你讀我的信早於我給你寫信。)──萊納,我在哭泣,你從我的眼中湧瀉而出!」 這一年是以妳的去世作為結束嗎?我可以像茨維塔耶娃那樣問妳?可以引用她信中的話表達我的哀慟,可以說:蘇珊,我在哭泣…… 2004年12月28日。 那一天我棲居臺北,孤處。那一天我心緒不寧,無由地,不,懷著未知的預感。那一天的天空陰沉,我在淡水河邊迷濛的夜風雨中。 第二天早晨,我打開電腦,上網,進入信箱,一封從美國發來的信件,我在瞬間被重擊:「貝嶺:你的朋友蘇珊‧桑塔格於今天,12月28日去世……」 我被噩耗籠罩。往事,猶如狂暴的大海。你的生命,眾多的生命(兩天前,東南亞海嘯以浩劫,已將大片的死亡降臨)。深夜,我在記事本上寫下:「今晨,我被告之: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走了。我震驚、難以置信,我啜泣,孤處並回憶。」 12月28日。為什麼是這一天?(這一天也是我的生日)。 她罹患血癌,她躺在西雅圖的醫院病床上已逾半年,她曾戰勝過不同的癌症,我以為,這次她也一定會的,可她,卻在這一天走了。 她是我真正的患難之交、我的恩人(2000年8月,她奔走呼籲,將我從北京的獄中救出)、文學和思想上的導師(這四年來,她對我的流亡生涯和寫作不遺餘力地提供幫助和指教)、如母親般不假辭色的嚴格要求者(我那時時的墮性、愚鈍和生命中的雜質)。 她走了,她確實走了。 我再也無法聽到她那感性、磁性,時而從容,時而匆忙的聲音了。此時,那個曾經撥過無數次的電話號碼──仍可以撥通──彷彿蘇珊的聲音還在。 此刻,是在此刻,我才真正意識到,我再也不能去拜訪她、打電話給她,求教於她、求助於她,聆聽,和她討論、甚至爭辯,聽她脫口而出的:「Listen!Listen!」是的,我再也不能Listen(聽著)了。 她捍衛文學的品質與趣味,嚴苛地審視流行,拒絕粗野和庸俗。她是性情中人,也是熱情之花。她睿智,美與智慧集於一身。她是人類經驗和人類精神永不疲倦的探索者,是直面國家黑暗、權力黑暗和人性黑暗的鬥士。她是真正的世界公民,她的介入超越國家、地域、文化、政冶、意識形態和種族。 她是和疾病抗爭的真正勇士,她後半生和癌症奮戰,先是乳癌,後是子宮癌,最後是血癌。多少摧毀生命的病症,多少無法想像的疼痛,她都獨自面對著,她都獨自面對了。她真是堅強之人,她從不在我面前流露病痛之苦,從不談論自己的癌症。即使,我們見面時──她大病初癒,她也不談。她悲憫他人,她關愛世人。但是,難道她自已不需要他人的悲憫、安慰和關愛嗎? 也許,我不是她真正的親人,也許,我是晚輩。 我痛悔,為什麼等到她走了,才提筆去寫她。為什麼等到她走了,才去讀她的那本新書,去讀她所有的書呢? 一生中,我抱憾終生的事情不只一樁,但最不可原諒的,就是──在她患血癌之時,未能執意飛去西雅圖探望她。2004年10月,我得知她獲得瑞典皇家北極星勛章,以表彰她在人類生活中傑出的精神貢獻。我寫信恭賀,卻收到蘇珊助理安妮的回覆:「蘇珊病得很重,無法給你回信,她罹患急性骨髓性血癌(myelodysplastic syndrome),在西雅圖醫院已治療六個月了,接下去……」。我震驚,一種不祥的預感,我即刻回信,期求能在十天後的臺灣之行途中,轉經西雅圖去探望她。可是,她在病床上囑託助理回信,給我熱情的問候。她勸阻了我,讓我放心,等著她康復,她說她不久就會回紐約的。她要我12月下旬從臺灣回來後,再去紐約和她見面。 遲鈍的我,竟被她一貫的樂觀和鬥志說服了。 我在哀悼。而哀悼也是追憶,具有多重意義的回憶。因為有太多的追悔並置於記憶中。正如已逝的德希達在紀念保羅‧德曼的悼文中所說:「喚起記憶即喚起責任」。 此刻,這篇獻給她亡靈的文字,這篇生者緬懷逝者,追憶逝者在生者人生中給予的教誨,並將繼續教誨著生者的文字,是生者被喚醒的責任──按逝者生前對你的期望去做,讓逝者的精神在你身上再生。 取悅於她,一個偉大的心靈。 傲慢,生前不討多數人喜歡,卻也讓少數人熱愛的俄羅斯詩人布羅茨基,曾謙遜地談起,自已用英文寫作,純粹是為了更親近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心靈──那位將他從暴政中營救出來的英國詩人奧登,是「討喜一個偉大的影子」(To Please a Shadow)。 而我所能做的,將是,也只能是:少些愧對──她那直言不諱的鞭策──她那給予我的教誨。
一九九二年,最初的流亡歲月。在獲得了一萬美元的創刊贊助、波士頓的一間居住和編務合一的房間、每個月二百美元生活費的情形下,我和石濤、孟浪開始籌創《傾向》文學人文雜誌。我冒昧地給她寫了第一封信,附上《傾向》創刊計劃,請她支持並名列刊物的編輯顧問。她很快回信,欣然應允。她在信中特別更正了我稱她為「作家」(writer)和「批評家」(critic)的說法,而稱自己為「小說家」(fiction writer)和「散文家」(essayist)。 我想,我們的交往就從這時開始。 隨後,因著讀到班雅明作品的震撼,亦有感於中文世界對於班雅明所知甚少,我們決定在《傾向》創刊號上製作瓦爾特‧班雅明專輯,為此,由石濤經英文轉譯了班雅明的作品《單向街》,同時,經蘇珊首肯,翻譯並全文刊發了她在1980年為紀念班雅明而寫下的長文〈在土星的星象下〉。這篇長文過去是、現在仍然是我理解班雅明,並從中汲取能量的最好摹本。而班雅明和他的作品,也成為我和桑塔格長年友誼中最重要的精神紐帶。 雖然我定時向她通報《傾向》各期的編目,但遲至1996年,她邀我去她家一敘,我們才第一次見面。 那是個春天的下午,我擔心自已的英文應付不了這初次的會面,故請了一位年輕的學者,現在哈佛大學任教的田曉菲小姐去助譯、替我壯膽。我倆在曼哈頓下城24街紅線地鐵站拾級而上,一路對著地址,找到桑塔格位於切爾西區(Chelsea)23街那棟岩石般凝重的大廈,門衛致電、允入,乘狹小的電梯直升而上,她黑衣黑褲,候在門前,她身材高大、熱情溫暖,有著先前從照片中看到的美。 這是我的「朝聖之行」嗎?那一年她六十三歲。 進入她那頗為寬敞的頂層公寓,沿廊的牆上掛著數十幅十八世紀義大利建築家、藝術家皮拉內西的鏡框版畫,醒目搶眼。她將我們引入用來會客的廚房,廚房盡頭有扇敞開的門,門外,有環繞著整個頂層公寓的超長弧形陽臺,氣派、視野遼闊。從陽臺上,既可以俯視陽光下閃爍著水光的哈德遜河,也可遙望映襯著高樓巨廈的曼哈頓天際。我們在長餐桌前坐下,她一邊煮著咖啡,一邊問我們介意不介意她抽煙。隨後,她為我們端上咖啡,坐下,下意識地將一條腿擱在另一張椅子上,點煙,喝著咖啡,座椅稍微後仰,她笑容燦然、急切地問著中國和我所做的一切,偶爾,透過遼繞的煙霧,她的目光偶爾對你犀利地一瞥,親切中帶著一種威懾。那次,我們談到她1973年去中國訪問的情形,她糾正了我以為她是在中國出生的印象,形容自己是『中國製造』,但出生於美國*。她談起她強烈的中國情結、以及想再去中國的願望,談起她父親在中國天津過世的細節。我問她近年來的寫作及手頭正在做的事,她談到自己正在寫的長篇小說,談到她的劇本、文論、書評、短篇小說,這幾乎涵蓋了除詩以外所有的文學體裁。她知道我寫詩,她說她也寫詩,但不滿意(對詩的絕高標準嗎?),她對我說:「大概我寫作中唯一所缺的主要的文學形式是詩歌。我覺得我的詩不夠好。」(此時,她透出不服輸的神情),故從未讓自己的詩作面世。 在那一次會面時,她對《傾向》的理念和品質表示完全認同,她始終支持《傾向》這份雖處在流亡狀態、卻想在非母語環境中確立自身思想和文學關懷的中文刊物。同時,她也懷著更多的憂慮,注視著我那已經開始的、試圖回到祖國定居,試圖將這份刊物帶到中國去的執著努力。 她不斷地為我擔心,每次從中國返美,我總會打電話向她報平安,我習慣直呼她「蘇珊」(Susan),告訴她,我在祖國一次次有驚有險(有驚無險?)的遭遇。只要我去紐約,只要她在紐約,我們總會設法見面,她總是建議去紐約的中國城吃飯,然而,更多的時候,我寧願到她家裡去,一起喝咖啡交談,看她的藏書和畫,或倚在頂樓陽臺上遙看哈德遜河。 見面時,她打量我的氣色和精神狀態,為我擔心,而我總是告訴她,中國已越來越容忍像我這樣的異類,容忍這份文學思想性刊物。如她在文章中所說:「當他帶著雜誌回到中國,在上海、北京的學生和文學圈子裡散發的時候,我總是擔憂。但是如同以前一樣,上一次我們在紐約聊天時,他向我保證這本雜誌的存在被中國當局所容忍,他不會有任何危險。……」 不只一次,總是在下午,我和蘇珊坐在她家寓所廚房的長椅上,她倚著餐桌,一邊抽煙一邊和我侃侃而談,她旁引博證、滔滔不絕。她的淵博常常讓我跟不上她的思緒,她的淵博又使她能夠聽懂我那辭不達意、連比帶劃、時態錯亂的『貝式』英語中想表達的深意。我,總是提問、總想請教她我所不知道的,總想聽她談她熟悉、並有過深刻闡述的那些偉大作家,談班雅明、談羅蘭‧巴特,談我們都熱愛的俄羅斯詩歌和俄羅斯詩人阿赫瑪托娃、茨維塔耶娃、曼傑利斯塔姆,談她的摯友布羅茨基。向她請教我特別關注的當代美國作家。當然,我也告訴她我讀了她的哪些書,問她前些年在前南斯拉夫地區的經歷,特別是在塞拉耶佛內戰炮火中執導貝克特經典劇作《等待果陀》的詳情。 她見解獨到、直截了當。對我而言,聽她談比她問我更重要,因為這是聆聽一位偉大作家表達見解的時刻。而她,又總是問我她想瞭解的。正如她在同一篇文章中所說:「我們認識的時候,貝嶺想談論羅蘭‧巴特和瓦特爾‧班雅明,以及有關我在塞拉耶佛的日子,而我則想談文學、電影和獨立表達在今日中國的可能性。」 她同意了《傾向》雜誌為她做專輯的要求,也定下了訪談的時間。 在《傾向》上多面向地介譯她和她的作品,這是一件大事。蘇珊親自為她的專輯選稿,我則照單全收。她提供了幾乎全部的專輯文稿,包括她當時尚未完成的長篇小說《在美國》的第一章〈零〉、她描述她少女時代拜訪托瑪斯‧曼的回憶錄〈朝聖之行〉(六十年後,她已無愧於她當年拜訪的托瑪斯‧曼,並擠身於這一偉大作家的行列)、《疾病的隱喻》和《論攝影》二書中的選章、短篇小說〈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The Way We Live Now)及《巴黎評論》上的那篇著名訪談。 蘇珊是個嚴苛認真的人。我把訪談的提問傳真給她,她讀後回覆我:「這些問題太淺顯,不夠水準。」我只得再做功課,為此,我請《傾向》的另一位編輯,在耶魯讀文學博士的楊小濱和我一起準備。 1997年8月的那個下午,小濱載著我從離紐約市約兩個小時車程的康州耶魯大學開車直奔紐約蘇珊的家。為了準時,我們一路沒少闖紅燈。蘇珊應門,小濱的一臉書生氣,讓蘇珊以為來了個大四學生,她一邊為我們準備咖啡,一邊說,這個夏天她留在紐約,是為了專心寫作長篇小說《在美國》。一如以往,我們圍坐在廚房長桌上,我拿出錄音機,開啟,訪談隨即開始。 訪談是在蘇珊的雄辯,甚至是在爭辯中完成的。我們涉及的內容廣泛,但聚焦於我們共同關心的問題:知識分子在歷史中的角色、對『先鋒派文學和先鋒派作家」的認知、傳統和創新的關係、所謂的後現代主義思潮,納粹政權、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對歐洲和中國究竟有些怎樣的歷史影響等等。最後,我們再回到老話題,關於她的寫作、關於班雅明和羅蘭‧巴特,以及前些年被廣泛報道的她在塞拉耶佛內戰前線的日子。整個訪談中,她敏銳、直率、概念清晰,表達見解時一針見血。那天,圍繞著「知識分子」問題,我和她爭辯,力陳知識分子的異議精神,甚至搬出瓦茨拉夫‧哈維爾的事蹟和見解佐證,可她批評我過於美化了知識分子在二十世紀的角色,她列舉知識分子在近代史上的種種蠢行和劣跡,告訴我:「大多數知識分子和大眾一樣,是隨大流的。在前蘇聯蘇維埃政權七十年的統治中,大多數知識分子都是蘇維埃政權的支持者。或許最優秀的知識分子不是支持者,但那只是極少數。要不然怎麼會有作家協會、藝術家協會、音樂家協會之類的組織呢?甚至連詩人巴斯特納克和作曲家蕭斯塔柯維奇都曾為那一政權背書。」他批評我:「你把知識分子和反對派活動劃等號,對知識分子來說是過獎了。在上一世紀和這一即將結束的世紀,知識分子支持了種族主義、帝國主義、階級和性別至上等最卑鄙的思想。甚至就連他們所支持的可能被我們認為是進步的思想,在不同的情形下也會起本質的變化。」無疑,蘇珊嚴苛地審視著知識分子在歷史中的所做所為。她反應敏捷、思路清晰、觸類旁通。我辯不過她,只能『聽訓』。 現在看來,是她說對了。 蘇珊絕對雄辯,甚至強勢。她痛斥那些站著說話不腰疼的懦夫文人。所以,訪談裡才有那些尖銳的回答。她厭惡那些自稱為後現代主義的東西,也一一拆解那些後現代主義的理論把戲,她認為:「人們所說的『後現代』的東西,是虛無主義的。我們的文化和政治有一種新的野蠻和粗俗,它對意義和真理有著摧毀的作用,而後現代主義就是授予這種野蠻和粗俗以合法身份的一種思潮。他們說,世間根本沒有一種叫做意義和真理的東西。顯然,我對這一點是不同意的。……當我聽到所有這些以『後』字開頭的詞時,我問自己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人們是從甚麼時候開始變得這麼喜歡用標新立異的方法來描述現實的呢?」 後來,她曾更清楚地指出:「後現代主義一詞起源於建築。它有非常具體的意義。……當後現代主義這個術語越過建築領域,在所有藝術中使用起來的時候,它便被濫用了。」 她這樣評價執意要以「先鋒派」自居的文學與作家:「他們充其量是一群無知的粗野文人。……所謂的先鋒派作家完全是可以被讀者理解的。也許他們把是否理解的問題與是否擁有眾多讀者的問題搞混了。實質問題在於:他們是否真正優秀?……越來越多的所謂先鋒派不過是時尚文化、商業文化和廣告文化的一個分支。……我們不需要文學來顯示無知、野蠻,我們已經有電視在這樣做了。」 她重申:「在我看來,『先鋒派』這個詞的用途已遠遠超過了它所應有的範圍。這個詞意味著藝術是不斷進步的,就像一次軍事行動,其中一部分人先行動,最後其他人趕上來。可是,藝術不是不斷進步的,它不是那樣進行的,因此,我一點兒也不覺得自己跟先鋒派有甚麼關聯。我不把我寫的東西叫做先鋒派文學。我也不把當代產生的任何我敬佩的作家的作品稱做先鋒派作品。」 對當代法國思想家布希亞,她不假辭色、無情抨擊。對話中,她犀利回駁布希亞對她的嘲諷,稱他為:「當代最狡黠的虛無主義思想家。他從未去過波斯尼亞,也從未經歷過任何戰爭。他對政治完全一無所知。除了他自己的那些惡毒的想像之外,他對我在塞拉耶佛所做的一切一無所知。」 布希亞何等人物,他的刻薄和洞見在歐洲知識界誰人不知,他以歐洲知識分子對美式文明及美國知識分子貫有的的輕篾,認為蘇珊在作秀、甚至以為觸到了痛處。布希亞或許睿智,但他低估了蘇珊的勇氣。蘇珊不是一個只在紙上用文字介入的文化名人,也是一個在危險的環境、在災難的現場,甚至在槍林彈雨中真正出沒的文化戰士。那天的訪談中,小濱『哪壺不開提哪壺』地一再引用布希亞對蘇珊陰冷的說法,引起蘇珊的憤怒,她重申:「布希亞對我的攻擊中最惡毒之處,就是他全憑想像,說我是「屈尊」,其實正是他流露出自己那種典型的歐洲人對東歐塞拉耶佛人的「屈尊」態度。他猜想我準是覺得自己是在帶給塞拉耶佛人一些他們過去不懂的東西。可是,就在一個沒電、沒水、沒暖氣、沒食物,且每時每刻都在槍林彈雨下、有著生命危險的這樣一個城市裡,在敵人的包圍下,卻有一個劇院。點著蠟燭的小型劇院是人們可得的少有的娛樂形式之一(當時沒有電視,沒有夜生活,沒有體育活動,也不再有歌劇了。)貝克特在前南斯拉夫是人人皆知的。他們之所以選擇《等待果陀》,原因是他們熟悉這個劇目。……一九九三年夏天《等待果陀》的上演絕不是在匆忙中所做的一個姿態。我是在決定了要去塞拉耶佛住一段時間(不是一天,也不是一週,有時候是好幾個月)以後,搞了好幾個不同的項目。《等待果陀》只是其中的一個。後來,我在塞拉耶佛出出進進有三年。」 當小濱試圖用「旁觀者」的觀感猜測她在塞拉耶佛的出出進進時,她譏誚地反詰:「旁觀者?哪兒冒出來的旁觀者?巴黎的小咖啡店裡冒出來的,還是麻省劍橋哈佛公寓裡冒出來的?假如去過塞拉耶佛,或去過任何一個人們在忍受著同樣痛苦的地方,就不會產生這種玩世不恭或天真的問題。如果有人看到路上的行人摔倒了,並扶起他來,你會想到他們的關係是救世主和被救者的關係嗎?這種花裡忽哨的言辭正是當今那種使人們猶疑於慷慨行為的思潮的一部分。誰也不是救世主,也不是被救者。一個民族成為不公正的犧牲品,你把自己的生命搭進去,以表示你是他們的同盟者。」 這是一場激盪思想的訪談。蘇珊的目光懾人,她的思維素質、她的思考所擲出的思想力量,令我迄今難忘。當然,我也領教了蘇珊的伶牙利齒,「一個好戰的唯美主義者」式的伶牙利齒。 後來,我們又對問題做了補充,然後寄給蘇珊,她校訂了她的回答。這一訪談放入蘇珊‧桑塔格專輯,在1997年的《傾向》第10期上全文刊發,同時,也在海外、臺灣和香港的報刊上刊出。中國的重要文化雜誌《天涯》也在審查刪除了訪談中剖析專制控制對中國的影響等敏感內容後,予以刊載。儘管如此,此訪談在中國思想界仍舊影響廣泛。
有一個小插曲,我至今難忘,那是友人陳軍講給我聽的。陳軍住在紐約,他原本要和我們一起去蘇珊家。那天,我先從波士頓乘火車到耶魯,和小濱會合後,再驅車趕往紐約,為怕在路上耽擱,我提前給蘇珊打電話,問她,訪談時間延後一個小時是否可行。蘇珊沉默了一下,說可以。我立刻致電陳軍,告之訪談時間延後,留言:『下午三點半,我們在蘇珊家的樓下大廳會合』。可他仍按原定的時間到了蘇珊家樓下大廳。門衛打電話告訴蘇珊,客人到了,可否上來?蘇珊有些意外,她請客人報了姓名,迎入廚房,她說:「貝嶺跟我約好的是三點半,你怎麼提前到了?對不起,我現在仍在工作,請你先看看書或者到陽臺上隨便做什麼。」說完,她便回書房去了,留下陳軍一個人。陳軍有點困窘,因為他想跟蘇珊交談。此時,他看到了蘇珊的煙灰缸,確定蘇珊抽煙,他走到她的書房,敲門(便敲她書房的門),問蘇珊可不可以給他一支煙抽,蘇珊說:「當然。」便取了支煙給他,點煙的時候,陳軍有意問了一句:「蘇珊,請問您是一個按時間計劃表生活的人嗎?」 這意有所指的問題,讓蘇珊笑了。 「當然不是」。蘇珊放下手中的工作。 「那我可以和您交談嗎?」他再問。 就這樣,他和蘇珊談了起來。半小時後,陳軍向蘇珊道歉:「對不起,我要提前走了,法庭三點半將開庭,我今天要……」聽到這情形,蘇珊笑了,她說:「那你當然得走,這是件大事,比和我談話重要。」 正如魯西迪在撰文悼念桑塔格時所說:「她特別強調,迫切需要反對美國的文化偏狹和對外國作品和思想的漠視。她是其他國家的新作家和翻譯文學的非凡推廣者…….」在某種意義上,蘇珊的去世標誌著美國文學和世界文學之間強韌紐帶的一次斷裂,在美國的文化生態中,似乎再也看不到像她那樣對世界其他語種文學如此關注、傾全力推介的文學大家了。 蘇珊也是一位全職的讀者和好書的引介者, 如她在評論西班牙小說家塞萬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劃時代的偉大小說《堂‧吉訶德》(Don Quixote)時所說:「作者首先是位讀者;一位狂暴的讀者;一位無賴的讀者;一位自認為能做得更好的魯莽讀者。」 這是一條必經之路,一場青春的執狂,一種互為因果的命運循環。我也是一位文字的嗜讀者,經由過量的閱讀,才成為了一位作者和編者。在我那無書的、精神和物質雙重貧瘠的少年時代,都市中的人們常拿讀過的內部報紙《參考消息》來擦拭身體的排泄物(在那個時代,人們買不起衛生紙),印有「毛主席」、「共產黨」等相關字樣的報紙是不敢用來擦穢物的。我,一個「閱讀缺乏症」患者,因難以讀到禁書,只能狂熱地搜尋一切有字的紙張,而每天能偷讀到《參考消息》是最大的狂喜,儘管上面所報導的國外消息都經過篩選甚至篡改,但畢竟是『天外』之訊,那是眺望世界的唯一窗口。在她拜訪托瑪斯‧曼的那個年齡,我卻在荒蕪的樓群間,追逐隨風滾動的、沾有糞便的《參考消息》碎片或紙團,撿起來,展開,以無比的飢渴──貪婪地研讀。 蘇珊也是一位典型的紐約人,有著波西米亞人的瀟洒和行動型知識分子的率性。我們一起吃飯的時候,她偶爾會帶上一位年輕的友人,在紐約,一文不名的年輕人大都自信且充滿活力,是這一城市真正的魅力所在。對那些自以為是個『人物』的名人,他們不太當回事。我發現,他們跟她在一起時並不拘謹,輕鬆地說話,甚至不時爭辯。他們不是她在大學或書店里遇到的崇拜者,而是紐約城中非常有性格的年輕作家或藝術家。而我,也總是『擅自』引介年輕友人與她認識,有兩次,我逕帶友人去她家,她雖意外,但從未對我表示不滿,我先後帶過田曉菲、陳軍、楊小濱、孟浪、張真等人去和她見面。我總覺得,能讓朋友們認識蘇珊,是彼此的榮幸。 不是那些依附於大學,勢利、裝腔作勢、營營於職稱或學術地位,從一個大學跳到另一個大學升爬的兩棲型作家。也不是那種大腹便便、行動遲緩、以教書、撰寫論文為生的詰屈聱牙型學者。蘇珊不是,她不是在大學圍牆內抨擊時弊的學院知識份子,她的志業不是教書授業,她說:「我目睹學術生涯毀掉了我這一代最好的作家。」她矢志站在體制之外。三十歲之後,她拒絕了多所大學請她回去當教授的邀請。她在〈三十年之後〉(After Thirty Years)一文中,這樣回顧她的這一人生抉擇:「我一生中根本性的變化,是我決意不以學究的身份來苟且此生,這可從我移居紐約的行為中體現出來:我寧願在大學世界那誘人的、磚石建築包圍的安穩生活之外另起爐灶。」 作為一個不受俸於大學、研究機構、報刊媒體的體制外自由知識份子,她特立獨行,以文字為生、以天下為已任。她深知影像、電視及大眾傳媒的影響力,也善用它。她拍電影、紀錄片,也執導戲劇,近十多年來,她的文章被同時譯為不同的語言,在許多國家的報刊上同步刊出,以求更廣大的影響力。 我們後來繼續探討過「自由知識份子」這一現象,我高度認同蘇珊所說:「自由知識份子是瀕於滅絕的物種,在資本主義社會裡他們衰亡的速度並不一定比在共產主義制度下慢多少。」我以我在中國及在歐美的經歷為證,她也認同我的見解:『自由知識份子必須非常頑強,因為在體制外,他們孤絕,甚至生計艱難,而流亡中的自由知識份子,則難上加難。必須更具鬥志,不屈不撓。要置死地而後生。他們只有超越這一分工精細的世界給他們帶來的逆境,才能在學者充斥的學院世界外生存下來,才能有真正的影響力。』 如同里爾克的那句忠告:「有何勝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 而蘇珊,是這一族類真正的榜樣。 她是個性勝利的典範。在公眾場合出現時,她一身黑衣,甚至身縞玄衣,典雅中不失新異,她風采卓然,感性與知性兼具,熱情中透著威嚴。多年來,她額前由一撮白髮分隔的黑色長髮,已成為她的「註冊商標」。她是少數在穿著、談吐、品味、相貌上同時烙下鮮明個人印記的作家。我認識或見識過不少上一世紀西方的文學天才、名文人、大學者、文化權貴,或自以為是者(後三類曾被我稱之為「文化資產階級」。一次,當我用生造的英文說出cultural capitalism時,曾引得蘇珊大笑,然後建議我用cultural bourgeoisie來描述),他們或許著述等身,才華洋溢、談吐不俗,可他們的穿著與他們的文化趣味沒法交集,論品味,甚至乏善可陳。他們的衣著毫無個性,無品味、泛眾化,已然是服裝全球化的標志。許多人身材臃腫,美感盡失。 而蘇珊是個特例,你不得不承認,你甚至不得不認,她或坐或站,只要出現,便難以遁形,立即引人注目。她舉手投足,一動一靜,都是一個亮點,甚至成為焦點。 2001年4月,我因事去紐約,我在街頭撥公用電話給蘇珊,是她助理接的電話,我問,蘇珊在嗎?她說蘇珊正在工作,請我留言。 我正要留言時,蘇珊的聲音出現了,她說近來有太多電話找她,因此她已不敢接電話,但她很高興我打來電話。那天,她的聲音難掩興奮,她說:她剛剛獲知自己獲得了兩年一度的耶路撒冷獎。顯然,她在和我分享這喜悅。耶路撒冷獎的全稱為 「社會中的個人自由耶路撒冷獎」(The Jerusalem Prize for the Freedom of the Individual in Society), 我一下子未能聽懂此獎就是我以前認知的耶路撒冷獎,故反應遲鈍。蘇珊以為我不知耶路撒冷獎,便向我解釋:「這是兩年一度由耶路撒冷國際書展頒發的國際文學獎,授予其作品深刻地探討了社會中的個人自由的作家。」她感慨著:「唉,世人只知道有一百萬美元獎金的諾貝爾文學獎,耶路撒冷獎沒有說得出口的獎金,故世人不知道它在作家心目中的位置,它是文學獎中的文學獎,它頒給作家中的作家。我以獲得耶路撒冷獎為傲。」接著,蘇珊向我細數著此獎從1970年代創設以來,已獲頒此獎的有世界性影響的重要作家如:阿根廷作家波赫士、愛爾蘭裔劇作家貝克特、法國作家波娃、英國作家格林、米蘭‧昆德拉、波蘭詩人赫伯特等。聽得出,耶路撒冷獎在她心目中是崇高的。等她解釋完,向她表示深切的祝賀。我告訴她,我知道耶路撒冷獎,十多年前,在中國,我曾讀到過米蘭‧昆德拉獲耶路撒冷獎時的獲獎演說〈人們一思索,上帝就發笑〉,那是一篇精采的演說,對我有著重要的啟示。她接著告訴我:「這一個多星期來,我一直在構思、撰寫這篇即將去耶路撒冷領獎時發表的獲獎演說。」
2001年的耶路撒冷獎,是對她的作家生涯、對她的文字良心,對她一生所做所為的重大肯定。 當時,我懷著憂慮看待她即將前往以色列的獲獎之行,那些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由於歷史上糾纏甚久的民族宿怨,處於極其血腥的暴力對峙狀態。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對以色列人民進行血腥的自殺式攻擊,而以色列軍隊也對巴勒斯坦居民區進行同樣血腥的暴力報復。在這一時刻,她前往以色列領獎,必定會引起廣泛的注目和非議。有友人、也有人權組織建議她拒絕接受耶路撒冷獎。 那是真正的傳世之作。鞭辟入裡、字字珠璣。是一位偉大的良心作家對文學和政治、文學和自由、文學和人等複雜關係所做的極具穿透力的論述,每一位有作家抱負的人都應該一讀再讀。蘇珊在〈文字的良心〉這篇獲獎演說中字勘句酌地提醒文學同行:「……作家要做的,應是幫助世人擺脫束縛,警醒世人。打開同情和新的興趣管道。……提醒人們,我們可以改變。」 她無視爭議,前往以色列領獎,在獲獎演說中,她回應著要求她拒絕接受此獎的聲音,甚至回應著對她不懷好意的人:「授予某個榮譽,意味著確認某個被視為獲普遍認同的標準。接受一個榮譽,意味著某人相信了片刻這應得的。(一個人最應說的合乎禮儀的話,是自己還不算配不上。)拒絕人家給予的榮譽,則似乎是粗魯、存心掃興和虛偽的。」 她捍衛文學的多元性:「文學是一個由各種標準、各種抱負、各種忠誠構成的系統…一個多元系統。文學的道德功能之一,是使人接受多樣性價值觀的教化。」 她警示世人,「自由」和「權利」的概念正被濫用:「近年來,『自由』和『權利』的概念已遭到怵目驚心的降級。在很多社會中,集團權利獲得了比個人權利更大的重量。」 她告誡作家同行:「作家的職責是描繪各種現實、各種惡臭的現實、各種狂喜的現實。文學提供的智慧之本質(文學成就之多元性)乃是幫助我們明白無論眼前發生什麼事情,永遠有一些別的事情在此刻發生。」 她回顧著她的一生:「有三樣不同的東西:講,也即我此刻正在做的事;寫,也即使我獲得這個無與倫比的獎的活動,不管我是否有資格;以及做人,也即做一個相信要積極地與其他人憂患與共的人。」 她甚至用昆德拉式的自嘲表達著非昆德拉式的驕傲:「我所說的『完美』指的又是什麼?我不想嘗試解釋,只想說,完美令我笑出聲來。我必須立即補充,不是諷刺地,而是滿懷喜悅地。」 面對血腥的以巴衝突,她在頒獎儀式中不顧噓聲四起、退場抗議,直言力陳:「……集體責任這一信條,用做集體懲罰的邏輯依據,絕不是正當理由,無論是軍事上或道德上。我指的是對平民使用不成比例的武器……除非以色列人停止移居巴勒斯坦土地,並儘快拆掉這些移居點和撤走集結在那裡保護移民點的軍隊,否則這裡不會有和平。」 我認為,這是她此生中最具洞見的一篇演說。 面對過去,蘇珊絕不掩飾,她勇於認錯、認真反省。在接受華裔電影導演、劇作家及文評家陳耀成的訪談中,蘇珊曾非常坦率地承認,她早年以為那些反美的第三世界國家中,那些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共產黨國家中,可能會發展出一種有人性、人道的政體。在她一生中,她持有這種荒誕願望的時間大概有五年,那是她政治判斷犯錯誤的時期。她說,那些去社會主義國家訪問的人們是如此容易上當,這五年,在她的一生中似乎並不算犯錯太久。 「土星氣質的一個典型特徵表現為對自己的意志異常苛刻。」這是蘇珊在〈在土星的星象下〉一文中寫下的。蘇珊是性情中人,一方面熱情洋溢,同時,又有著對熱情的自我克制。她對自已作品的品質要求極高,故有著強烈的時間意識,有著回到工作中去的自我要求。有時,我們通話,即使話題重要,我們正談得熱烈,但一逾半個小時,她的時間警鈴會很快鳴響,她甚至會讓交談中止。如同她分析的班雅明:「若是能使工作成為自我強制的行為和一種麻醉品,憂鬱則可轉化為英雄意志。」她常講的另一口頭禪是:「我必須回去工作了(I have to get back to work)」。甚至我們在她的家裡見面,只要時間超過一個小時,她潛意識中的那個時間閥門會合閘,她隨時會對我們說:「對不起,我必須回去工作了。」 每一次我去紐約,當長途汽車停在曼哈頓中國城的福州移民街區,看到滿街的福州店、福州食品、福州口音、福州氣味,那些經歷千辛萬苦來到這裡的福州新移民,正有滋有味的展開新生活。 我怎麼就成不了他們呢?我自問。 在經歷了最初重獲自由的欣喜之後,再次面對我已厭倦之極的美式生活型態,我自問:「以往的美式生活我必須再過嗎?我又將回到之前的那種生活中去嗎?」 由於一次莽撞的自由出版行為,使我在北京已重新開始的生活全部喪失。我可能買下的北京長城八達嶺鎮鄉間公寓,我想在北方鄉下過的半隱居生活,如今一切成空,一切都不可能了。可怕的是,在可見的歲月裡,我可能再也無法回到祖國。 「流放者歸來」嗎?流放者已難以歸來,流放者又被送回了美國「天堂」。 我適應不良,甚至沮喪。 我曾將這種痛告訴她,蘇珊傾聽,她理解流亡對作家意味著什麼,她認同我關於流亡也是一種命運,流亡知識分子不應僅僅關心祖國,還應該關心並介入居住國的政治、文化和生活的想法。蘇珊和我談起了我們共同推崇的布羅茨基,她為布羅茨基寫的悼文中有一句話深得我心:「家是俄語。不再是俄羅斯。」 家是中文。不再是中國了嗎? 蘇珊給我的建議是:「面對回不去祖國的現實,應像布羅茨基那樣,將其視之為命運。要下功夫精通英語。」她更責備我這些年來不積極尋求將自己作品的譯文在歐美的出版發表,她認為,這是流亡作家在異域保持影響力的最終方式。她不斷地提醒我:「你最近寫詩了嗎?有作品譯成英文了嗎?我可以推薦給編輯。」 她雖嚴苟,卻認可我作品的品質。她為我寫推薦信,將我的詩直接寄給報刊發表,她讓她的好友,《洛杉磯時報書評》(LA Times Book Review)主編瓦瑟曼(Steve Wasserman)打電話給我,向我邀稿,也使得我們成為好友。她將我的詩推薦給《新共和》(New Republic)雜誌的文學編輯,讓我儘快將詩寄去。她介紹我認識《紐約書評》的編輯,讓我給他們打電話,問我打去了沒有,她總是說:「別不好意思,直接打電話過去,請他們給你十分鐘,告訴他們,是蘇珊‧桑塔格讓你打這通電話的。」 這些年,她一直擔憂著我的生活,問我靠什麼活下來:「我能幫助你什麼?我可以幫助你啊。」2000年秋,她為我向美國筆會中心申請兩千美元的救難生活補助,然後,不容我推辭,帶著我去美國筆會領錢。 一天,她突然打來電話,告訴我,她正在哥倫比亞大學書店。她說她在哥倫比亞大學演講後,順便來到這家著名的書店,書店老闆是她的朋友,她向書店推薦了《傾向》雜誌,希望這家書店內可以有中文的《傾向》雜誌被展示和出售。她告訴我:「美國是一個有移民文化傳統的國家,書店裡應該有不同語種的書和雜誌出售。」她說:「你趕緊打電話給他,你要問他可以寄售多少書。」她掛上電話後,我馬上接到書店老闆打來的電話,他說他很榮幸得到蘇珊‧桑塔格的推薦。就這樣,《傾向》在這家書店出現了。 哈佛大學東亞系的杜維明教授一直非常仰慕蘇珊,認為她是一個在當代世界產生了真正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他請我代為邀請蘇珊到哈佛燕京學社演講,和中國學者座談,他期望能和蘇珊有一個關於東西方文明的深入對話,以探討變革中的中國和現代西方的關係。杜先生托我把這個願望轉告蘇珊,我致電蘇珊轉述了杜先生的邀請,蘇珊說,我非常願意前往,但不應是我主講,因為我對中國的瞭解不如你和杜先生,不如那些哈佛燕京學社的中國學者。請轉告杜教授,這一研討會的所有主題應圍繞著中國,圍繞著你去年在中國的經歷,圍繞著傾向雜誌的辦刊宗旨和杜先生提出的「文化中國」觀念,演講人應是你們,我去傾聽和參與討論,跟你們一起探討。」她接著問:「我的名字和我的參加可以對傾向雜誌提供具體幫助嗎?」我說:「哈佛燕京基金會有過撥款補助文化思想刊物的先例。」她讓我轉告杜先生,希望哈佛燕京基金會也能夠支持和贊助《傾向》雜誌的繼續出版。為此,她專門寫了推薦信。她說:「請轉告杜維明教授,只要我的出席和演講要能對對《傾向》的繼續出版有直接的資金幫助,何時要我去,我都去,我的演講費用可以不要。」後來,杜先生把這一資助企劃案提交哈佛燕京基金董事會,但最後還是沒有通過。也因為此,這一邀請就拖下來了。2004年,杜先生又向我提及此事,他想親自到紐約去拜訪蘇珊,與她做一次對談,可是,蘇珊已因血癌住進西雅圖醫院,此事,已成為永遠的遺憾! 2002年2月,我寫信向她通報獨立中文作家筆會的誕生,並以筆會創會人的身份邀請她成為獨立中文作家筆會的榮譽會員。在信中,我談到了創辦筆會的艱難,抱怨著大量的事務性工作使我根本沒有時間寫作。她很快回信,予以熱烈祝賀,指出筆會誕生的意義。她在信中反問:「……我知道這意味著將會犧牲你的寫作時間,但你別無選擇,對嗎?筆會的成立是一件太好的事情了,這將被看作是中國文學的一個轉捩點,你不認為如此嗎?至於你在2000年8月的被捕,現在看來是中國政府給獨立的中國文學的一份禮物。當然,那絕不是他們的本意!我非常高興成為獨立中文作家筆會的榮譽會員……所以……我同意。」
1993年,《傾向》創辦初期,我向她討教,我曾將《傾向》的發刊詞英譯寄給她,告知她:「《傾向》雜誌不是一份純文學刊物,它的視野通過文學得以延伸;而經由其他話語形式,《傾向》將從更廣闊的視角觸及人的存在問題。」「《傾向》崇尚個人創作自由的至上原則和出版自由的重要性。《傾向》雜誌秉持理想主義信念,儘管這種信念在相當長的時間裡遭歪曲和貶抑。它同時強調一種真正的知識分子精神,這種精神主要是指對社會和歷史變革的責任感與價值關懷。」她讀後,對這一發刊詞予以高度評價。 德孤,道孤,人亦孤。多年來,《傾向》的路一直走的很艱難。某些海外中國作家聲稱流亡文學刊物應該是「純文學的」。在背後指責《傾向》有政治背景,甚至處心積慮處地打壓《傾向》,在華人文化圈及美國詩人愛倫‧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等《傾向》編輯顧問面前煞有介事地抵毀《傾向》,卻從不敢公之於眾,或公開論戰。我以《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新共和》、《紐約客》(New Yorker)、《巴黎評論》、《倫敦書評》(London Review)、柏林的《國際文學》(Letter Internationl)等歐美傑出文化刋物的刊發內容為例,為《傾向》的傾向辯護,我自問:「《紐約書評》、《紐約客》、《新共和》、《巴黎評論》、不介入美國或當今世界的政治嗎?《倫敦書評》、《國際文學》不介入歐洲或當今世界的政治和思想嗎?」 蘇珊完全認同,並稱那些聲稱一份流亡文學刊物應該是「純文學」的論調是自欺欺人,是怯懦文人逃避中國社會中文學、文化和思想現狀的自我催眠。我入獄後,她撰文伸張《傾向》的理念,為我和《傾向》辯護,她寫道:「是的,他在寫作,並且編輯了一份知識分子雜誌……1993年,他同一群和他一樣30多歲的中國流亡作家們創辦了一本叫做《傾向》的雜誌。這是一份季刊(迄今已出版十三期),在劍橋編輯(貝嶺和他的編輯同伴孟浪住在(波士頓)劍橋,在香港或臺灣印刷,兩千到三千本的印數,大多數由漢學家、海外的中國知識分子和作家訂閱;約一千多本帶進中國送發。……我不打算聲稱貝嶺沒有政治觀點。他當然有。他支持中國的言論自由和表達自由。他極為熱衷於中國的獨立(或者“地下”)文化。我也不打算聲辯《傾向》是一個非政治的純文學刊物。貝嶺和雜誌上的那些作家們在民主政治和表達自由的問題上,從來不持中間立場。他們也刊登那些受到檢查的獨立中國作家的作品。他們翻譯和採訪了許多西方作家,包括謝默斯‧希尼、納丁‧葛蒂瑪、切斯瓦夫‧米沃什、奧克塔維爾‧帕斯以及我本人、葛蒂瑪女士和我還是編輯顧問。中國和西方作家之間的對話是該雜誌的一個主要特色。……」 她甚至細數《傾向》的內容:「對這本雜誌的涵蓋範圍給出一個大概的概念吧,1996年的《傾向》第7、8期合刊上刊登有約瑟夫‧布羅茨基的三篇短文和幾首詩的翻譯,一篇關於布羅茨基的評論文章,還有一篇文章是探討把布羅茨基的詩譯成中文時遇到的一些問題;關於宗教(儒家和基督教)在現代中國的一個專題;關於九十年代中國詩歌的一組評論;一個(高行健)劇本;還有幾篇文章是關於第三世界知識分子、海外中國女作家、德國知識分子對柏林牆倒塌的反應、以及『知識分子在一個封閉社會』的問題。這個封閉社會當然指的是今天的中國。」 我愧對於她。 她對《傾向》的停刊表示極大的遺憾。她是傾向雜誌最盡職的編輯顧問,她幫助我選題,推薦好的作家及作品,她無償提供她作品的中文版權,她一直希望《傾向》可以復刊,甚至要為《傾向》籌款。可是,我在中國所受到的那致命的一擊,使我身心俱疲,同事們又天各一方,我決定讓刊物休刊。後來,當《傾向》轉型為出版社之後,我更力不從心了。 她將美國詩人寫給她的信轉給我,鼓勵我。要我用更多的心力寫出新的詩作。可是,我沒做到。 她一直期待著我把回憶錄寫出來,並答應要為我寫序或書評。可是,直至她去世,我始終沒能完成。 2002年,我獲選紐約公共圖書館年度駐館作家,她給我熱烈的祝賀。之前,她總是擔心我的經濟狀況,因為她不知道那些年我是怎麼活下來的,當她知道我獲得五萬美元獎金時,她鬆了口氣。這期間,我開始傾全力編輯哈維爾託付我的翻譯、出版他著作中文版的工作。我告訴蘇珊,這五萬美元獎金,可以創辦傾向出版社,可以出版一些我一直想出的書,臺灣和中國真正需要的書。她支持,但憂心我會血本無歸。 我不輕易去求她。但是,只要我有求於她,她總是百分之百地給予,從不吝嗇,幾乎是有求必應。 她當然傲慢,因為她不能忍受平庸。她傾聽,但她反應敏銳、犀利、咄咄逼人,善於修理那些自以為是者。我們交談時,只要她雄辯,滔滔不絕,我就傾聽。她好戰------好思想之戰。她直言不諱-----因為她不能容忍謊言和愚昧。她誨人不倦,她是長輩(有時,她對我說話的口吻像是母親在教誨孩子),有時,她確實挺凶的(因為我的不夠努力),不過,這沒什麼,我可以承受。 近幾年,她直面世局的時論犀利獨到,而且,在西方世界的影響力無可限量。每次我讀到她的文章,都一讀再讀、拍案擊節、難以放下,深被她的文字力量所震撼。久而久之,她授權我,可在第一時間將她在美國主要報刊上發表的文章立即譯成中文,在有影響力的中文媒體上同步發表,以尋求更廣大的影響力。 隨著當代的政治、文化和精神氛圍愈來愈惡劣,她的憂慮更加無盡,她更多地投入到對時代狀況的關懷和對國家黑暗的揭示中。我們的友誼,也從她對我的擔心轉化為我對她的擔憂,轉化為精神上的相互感應。 那是她一生中最具挑戰性的時期,也是,她最被世人關注的時期。她生命中最後的時期。 2001年9月11日,紐約和華盛頓遭到恐怖襲擊,兩座世界上最高的大廈成為灰燼,三千二百多人死亡。這一切,使得蘇珊憂時傷國,在注意力上有了完全的轉變。「九一一」發生時,她在德國,儘管作為一個美國人,一個紐約人,她哀痛不已。但她批評布希政府的中東政策,她在法蘭克福匯報(Messe Farnkfurt)及《紐約客》(New Yorker)上先後發表<強大幫不了我們的忙>(Unsere Starke wird uns nicht helfen)一文,文中評論劫持民航客機撞向紐約世貿中心雙子星大廈的恐怖分子的一句話:「如果要說『勇氣』──唯一價值中性的品質,無論我們在別的方面怎樣評價那些兇手,我們不能指責他們是膽小鬼。」,激怒了很多美國人。成為「九一一」之後,美團國內最異端的聲音,一時之間,成為美國民眾都在關注和談論的。據我所知,她很快回到紐約,前往紐約世貿中心廢墟,目睹現場後,她受到了更大的震撼。隨後,她對自已的觀點做了更為清晣的表述和澄清,甚至自我反省之前的言論。 2002年9月,911事件一周年之際,她和布希總統先後在紐約時報撰文, 她寫下〈真正的戰鬥與空洞的隱喻〉一文,直諫布希總統的反恐姿態:「……當林肯這些偉大的演說被習慣性地援引或被套用於紀念活動時,它們就變得完全沒有意義。它們現在成為高貴的姿勢、偉大精神的姿勢。至於它們偉大的原因,則是不相干的。 這種借用雄辯造成的時代錯誤,在美國反智主義的大傳統中屢見不鮮。反智主義懷疑思想,懷疑文字。宣稱去年九月十一日的襲擊太可怖、太滅毀性、太痛苦、太悲慘,文字無法形容;宣稱文字不可能表達我們的哀傷和憤慨 —— 躲在這些騙人的話背後,我們的領導人便有了一個完美的藉口,用別人的文字來裝扮自己,這些文字現已空洞無物。」 她接著申明:「我不質疑我們確有一個邪惡、令人髮指的敵人,這敵人反對我最珍惜的東西 —— 包括民主、多元主義、世俗主義、性別平等、不蓄鬚的男子、跳舞(各種各樣)、裸露的衣服,嗯,還有玩樂。同樣地,我一刻也沒有質疑美國政府有義務保護其公民的生命。我質疑的是這種假戰爭的假宣言。這些必要的行動不應被稱為「戰爭」。沒有不終結的戰爭;卻有一個相信自己不能被挑戰的國家,宣稱要擴張權力。………美國絕對有權搜捕那些罪犯及其同謀。但是,這種決心不必是一場戰爭。……」 本著她一貫的信念,她沒有被震天動地的正義之聲所遮蔽,她追尋真相,追索事件的本質。甚至,在血癌「降臨」時,仍在《紐約時報雜誌》上發表了生前最後一篇長文〈旁觀他人受刑求〉。這篇詳細剖析美國軍人在阿布格萊布監獄中對伊拉克戰俘施刑照片的繳文,論理充分,廣引博證。她審視暴力,解剖美國國防部長倫斯斐(Donald H. Rumsfeld)巧言令色地為惡行開脫的權力語言,全文既有蘇珊一貫的犀利風格、又充滿情感力度,論證著在這個影像泛濫的年代,記實照片仍具有著不可磨滅的道德震憾。長文最後,蘇珊的文字如鼓擊般充滿張力:「畢竟,我們在戰時。無休止的戰爭。戰爭是地獄,比把我們帶入這場墮落戰爭的任何人所預期的更可怕。在我們鏡子般的數字殿堂中,這些照片永不會消失。是的,一張照片似乎抵得上千言萬語。而且,即使我們的領導人選擇不去看它們,也會出現成千上萬更多的快照和錄影。不可阻擋。」 直至生命的尾聲,蘇珊都在守護著,守護著「文字的良心」,正如她在耶路撒冷獎獲獎演說中的自白:「如果我必須在真相與正義之間做出選擇──當然,我不想選擇──我會選擇真相。」 她走得突然,生前未留下任何遺囑或遺願。按照她的獨子,傑出的散文作家(Essayist)大衛‧瑞夫(David Rieff)的決定,並經過巴黎市市長的特別批准。2005年1月18日,她71歲生日那一天,被安葬在巴黎蒙巴納斯(Patti Smith Montparnasse)公墓。墓碑上佈滿鮮花,親戚與友人們從世界各地趕來參加她的骨灰安葬儀式。她的墓與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沙特(Jean-Paul Sartre)、波娃、羅蘭‧巴特、貝克特等人的墓為鄰。巴黎,是她最後的歸宿。她的精神祖國。她──入了那一長列已逝的偉大作家行列。 2005年3月30日,她生前常來的紐約卡內基音樂廳(Judy and Arthur Zankel Hall / Carnegie Hall)為她舉辦了追悼音樂會,由她的友人,著名日裔鋼琴家內田光子彈奏貝多芬的C小調第32號鋼琴奏鳴曲,弦樂小組演奏貝多芬和勛伯格的弦樂四重奏。蘇珊那張仰躺沉思的照片被投射在演奏大廳幕牆上。約三百位蘇珊生前的友人與文化界人士,一起參加了這場美國唯一的蘇珊‧桑塔格追悼音樂會。 終其一生,蘇珊無愧於她樹立的標準:「我一直認為書不是為出版而寫,而是必須寫才寫。而我的書應當一本比一本寫得好。這是一項自我懲罰的標準,但我一直對它信守如一。」她生前出版的最後一本著作《旁觀他人之痛苦》堪與她的經典著作《論攝影》相映成輝,全書不放一張照片,用純粹的文字闡釋照片下的戰爭暴戾,絲絲入扣地剖析紀實影像中的人類苦難。 1981年,蘇珊寫下另一篇重要長文〈寫作本身:論羅蘭‧巴特〉8她指出:「羅蘭‧巴特所描繪的那種作家的自由,從局部上說就是逃逸。」她聯想到王爾德(Oscar Wilde)的內心獨白:「狂熱與漠不關心的奇妙混合……。」接著,她又談到了另外兩位與巴特、王爾德氣質完全不同的哲學家型作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和沙特。她認為,尼采是「戲劇性的思想家,但不是戲劇的熱愛者」,因為尼采的作品中存在著一種嚴肅性和真誠的理想。而沙特要求作家接受一種戰鬥性的道德態度,或道德承諾,即作家的職責包含著一種倫理的律令。她甚至比較了羅蘭‧巴特和班雅明,她對他們兩人傾注了罕有的熱情,指出羅蘭‧巴特「沒有班雅明一類的悲劇意識,後者認為,文明的每一業績也是野蠻的業績。而班雅明的倫理重負乃是一種殉道精神……」而羅蘭‧巴特和王爾德是另一類型,她稱羅蘭‧巴特和王爾德的唯美主義是傳播遊戲觀,拒絕悲劇觀。 1997年,我就曾問她:『您在氣質上是更偏向羅蘭‧巴特呢?還是如您剖析的班雅明「一種深刻的憂鬱」式的性格類型呢?』 蘇珊沒有回答。 以我的理解,無疑,蘇珊熱愛羅蘭‧巴特,他們書信往來、相知相惜。但她對羅蘭‧巴特的一生作了深刻卻多少帶有保留的總結,她在讚美之餘,指出了唯美主義在文明衰忘時代的內在矛盾及不可能性。這多少與她對班雅明的分析不同。對班雅明,她似乎毫無保留地傾注著熱情,一種和談論巴特不同的熱情。是的,她在寫作上更多地實踐了巴特的美學和文學觀,甚至,超越羅蘭‧巴特,踏入了羅蘭‧巴特來不及進入的小說領域。但在氣質上,她卻完全屬於班雅明,即,對於我們的時代懷著深深的憂慮。 但她比班雅明更有鬥志,命更硬。她絕不言敗,即使死神降臨。 失去了她的世界,不僅貧乏,而且,將面對更多的邪惡。
文章摘自"自由聖火"網站 (http://www.fireofliberty.org/article/3815.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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